“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中）

採訪對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8月出生。兄弟二人與習近平同為北京八一學校學生，1969年1月13日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插隊。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學，先后在延安地區廣播事業管理局、北京農業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與習近平住同一孔窯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學。1977年畢業后在北京市科委營養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國、美國等國家學習和工作，獲得法國理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7年1月13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習近平被推選為梁家河村支書以后，他在日常工作中有哪些特點？他平時為人處事又有什麼樣的特點？

雷平生：梁家河這個村是一個姓氏比較多的自然村，家族之間、鄰裡之間、前后生產隊之間，甚至兄弟姐妹之間，總有這樣那樣的矛盾，有時還挺復雜。在擔任村黨支書后，近平在處理這些紛繁復雜的關系時，能夠認真細致地給村民做思想工作，做說服工作，鼓勵大家放下分歧往前看，團結起來，把事情做好。

近平剛上任的時候，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舉措，就是在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鐵業社當時請了王栓（梁玉明）的弟弟根栓回來打鐵。他這個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氣大，打鐵的手藝很好，性格比較直爽，說話辦事粗線條一些。他當時在文安驛公社集上打鐵，近平把他動員回隊裡來打鐵，做農具。這樣，村裡在供應本村農具使用的同時，還能有一些創收，有些“活錢”。但是根栓回來以后，發現自己在梁家河打鐵的收入不如文安驛高了，他就不太滿意，想走。隊裡不讓他走，他就要待遇，每個月要給他漲工分。他這個人講話很直，好像八匹騾子也拉不回來的樣子，還說了一些不太客氣的話。當時這個鐵業社，是村裡挺重要的一個產業，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對村裡的損失不小。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裡，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們都知道，近平這個人性格也是比較干脆利落的，講話也很直率。根栓也是個很硬的人，兩個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們擔心近平去找他談，萬一談崩了，鬧出點什麼問題，鐵業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實際上，沒過多久近平就笑瞇瞇地回來了。他說，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來，近平先是跟他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談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來終於把根栓和他婆姨思想打動了，他表示還是留在梁家河，為村裡的鐵業社繼續做事。這種情況下，近平當梁家河書記“開張”做的幾件事裡，鐵業社這一件就落到實處了。事實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麼簡單就能做成的，需要處理各種矛盾和情況，做各種細致的工作，才能順利地把各項工作開展好。近平做群眾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從不採取強勢、高壓的做法，總是盡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裡疙瘩解開了，事情也就能順理成章做好了。

還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驛公社趕集。近平那個時候經常熬夜用煤油燈看書，所以他是計劃到文安驛去買些煤油，再買些煙。那時候我們經濟上比較窘迫，手裡的錢很有限，隻能買最便宜的“經濟煙”卷煙，9分錢一包，9毛錢一條。不成想剛剛到公社院外，我們碰見幾個老鄉，他們對近平說：“集上有個討吃老漢，說是你爸爸原來的衛士。他從綏德、米脂一路討飯下來到文安驛，聽說你在這兒，要來找你呢！”近平說：“那我去看一下。”當時我也沒在意。結果，過了一會兒，文安驛集上就轟動了，有從集上過來的人說：“剛才，習近平在街上，碰見了討吃老漢，說是他爸爸過去的衛士。近平就把身上的錢、陝西省糧票、全國糧票，都掏光了，給了那個老漢，還把外套也脫下來給了人家！”

當時我聽到這個事情，心頭感到很震動，這是他的行為第二次使我感動。在那個物質極為匱乏的年代，糧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一斤陝西省糧票，買玉米面就9分錢，如果沒有糧票，那就是另外的價錢，會貴很多。當時近平的經濟也很拮據，錢和糧票並不多。我知道那時他家裡也沒有余力給他更多支持。那時已是陽歷九十月份，陝北已經開始冷下來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脫下來給了那乞食老漢。近平這樣做，可以說是傾其所有、傾囊相助了。古人贊美慷慨助人仗義疏財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說，即：脫下自己的衣服讓給別人穿，讓出自己的食物給別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處困境的時候，仍能夠做到對乞食老漢“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懷令人感佩。

近平從集上回來在公社外和我們會合的時候，我問他事情經過，近平說：“那個老漢說他是我爸爸過去的衛士，我看他很困難，從綏德上面一路乞討下來，心中不忍，就把錢和糧票都給他了。”我說：“你都給人家了？”他說：“都給人家了。”我說：“這下，煤油和紙煙也買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說起這件事，我問：“你當時有沒有問那個老漢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說：“他能叫得出我媽媽的名字，能說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還有一些事情，他說的也都對得上。”聽到近平介紹這些情況，我就多問一句：“近平，他不會騙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說：“我現在是個普通農民，他騙我什麼？他不會騙我的。”聽到近平這麼坦誠地說，我十分感動，肅然起敬。近平對這位貧窮老人的這種理解、這種信任，這種古人所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情懷，毫無保留傾囊相贈，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難能可貴的。

雷榕生：剛才平生講到的這件事情，當時我就在現場。我的理解是，不管這位老漢是不是習老的警衛員，隻要他是當時一起鬧革命的老紅軍，近平從內心深處就很尊重他。近平當時傾囊相贈，一方面是因為近平本人的感情和胸懷，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位老漢那麼早參加革命，現在卻落到沿街乞討的境地，近平心裡非常難受，也非常不忍。近平當時拿出所有的東西送給老漢，可以說完全是出於對父輩那一代革命者的尊敬。

採訪組：“我現在就是個普通農民”，習近平在和您談論文安驛集上的那位老漢時，他很自然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您怎麼理解習近平的這句話？

雷平生：當時我們已經插隊幾年了，近平說自己“是個普通農民”，反映出他對農民思想感情的變化。他沒有自稱“知青”，而是自稱“普通農民”，說明他已經完全把自己融入農民之中了。近平對基層群眾、對農民的感情非常深厚。近幾年，他一再強調扶貧要攻堅，扶貧要精准，就是因為他曾經就是一名農民，他很理解，很懂農民。無論是他當知青的時候，還是當大隊書記的時候，他的目的都很明確，就是為人民服務。這和一些沒有農村工作經驗、沒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人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區別的。隻有在基層受過苦，知道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夠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夠有正確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為百姓做實事、做好事。

雷榕生：近平不僅經常稱自己是農民，也經常說“我們老陝”如何如何，可以看出當時他已經把自己看成陝北農民中的一員了。他從內心覺得，自己是勞動人民中的一員，是很光榮的事。

雷平生：有句話叫“人微言輕”，是說身份普通的人說話沒有分量，不被人關注。但在近平這裡，根本沒有這回事，在他眼裡就沒有貧富貴賤的分別，他認為每個人都值得尊重。近平與人交流、談話的時候，即使對方是再窮的人，他也全神貫注地聽。凡是和他交談的人，都會覺得心裡很溫暖。他不像有些人，見了窮人就扭過頭去，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我們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別會上就稱贊習近平說：“在習近平眼裡，沒有高高低低，沒有看得起誰，看不起誰，他待人講話，總是面帶笑容，總是很和氣。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農民，看作是黃土地的一部分，這個認識從他下定決心在梁家河大隊挑重擔時和我的一次談話中也充分體現出來。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趙家河當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飯的時候他問我對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我還是想上大學。”當我問他的想法時，近平說：“我74年不上大學了。”我感到很突然，問他說：“74年招考工農兵學員，可是個難得的機會，你為什麼不上了？”近平說：“我到梁家河畢竟好幾年了，老鄉對我不錯，我不能就這麼走了，得幫助老百姓做點事兒。”

近平當時正在趙家河村參加“整隊”工作，地區革委會要求全區各縣農村要“三變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熱火朝天，近平也積累了不少農村工作經驗。他當時考慮，離開趙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為村裡做些實事，帶領老百姓把糧食產量搞上去，為這片土地盡自己的綿薄之力。這個想法是正確的，但從個人角度來說，上大學機會也是很難得的。特別是當時已經到了“文革”后期，周恩來總理通過做工作，促使大專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變化，可以從基層招收大學生，我們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時的政治形勢還是比較復雜的，未來招生政策很可能會有反復，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為張鐵生的一封信，招生條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調整。如果哪天說不招生了，沒走的人也許就走不成了。於是我勸近平說：“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這是個機會。萬一將來有什麼變化，不再允許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學了。”近平說：“走不了我就在這兒待著吧，我本來就是個農民！”

四十多年以后的一個機會，近平和我談起當時他思想轉變過程。他說，當年他思想上准備在陝北當一個農民，並非虛言。當他下決心回梁家河挑重擔前，曾長時間躺在土地上，望著藍天，下決心像父兄一樣好好在農村干一場，這輩子就當個農民吧！

我現在分析近平當時的心境：一方面，他確實認為陝西是他的故鄉，也是他的父兄戰斗過的地方，覺得成為一個陝北勞動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對陝北這片土地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當時家裡壓力很大，習老無端受迫害，他們兄弟姐妹幾個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視，天各一方。當時很多人都用異樣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卻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黃土地上埋頭苦干，老百姓對他很認可、很信任。老百姓保護他、愛護他、讓他當家帶領大家向前闖。他深刻認識到，是陝北老百�